研究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

    地方政府是中央与群众联系的纽带，而基层政府更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基层政府的的一切管理与服务活动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基层政府主要管辖的是占我国土地大部分面积的农村地区，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否直接影响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正处于转轨变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与民众价值期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基层许多政策落实不到位，实施效果不明显，群众利益得不到真正保障，导致我国近年频频出现一些群体事件、上访事件等反映群众对基层政府信任缺失的现象。尽快解决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重塑基层政府的良好形象对于提高民众的满意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创建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论意义：

　　首先，为基层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奠定理论基础。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实质是基层百姓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基层政府必须以其主动的行为和良好的政绩来不断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支持。

　　其次，有利于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意识。在政府系统，尤其是基层政府系统中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政府与民争利以及民众信任危机现象，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政府的执政根基，威胁社会安定团结大局。因此我们要下大力气研究基层政府诚信的相关理论，在基层营造浓厚的政府诚信的意识理念，从而使全社会有真正的信任气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务实工作取悦于民、取信于民。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基层政府的执政地位，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得到更多百姓的信任与支持。

    实践意义：

    1.基层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影响基层政府的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只有当群众相信政府的时候，政府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民众才能主动理解、支持政府的各项决策。否则，政府的各项政策、方针会成为一纸空文，即使强制执行相关政策，也会带来行政成本高昂的后果，并且效率低下。群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很容易受到损害，有时很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个小小失误，一夜之间就会丧失全无，因此，需要给予加倍的珍视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

    2.研究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下，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就需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制度和规则来约束诚信行为，规避诚信风险，这种机制、制度和规则就是社会诚信体系，而政府诚信尤其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基层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政府诚信研究尤其是基层政府研究本质上就是：在市场经济和政府之间建构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调节市场的功能，由市场依其应有的契约、诚信等交换规则去运行；又可以积极利用政府有限配置稀缺资源的制度安排权限，做市场不能做和做不好的事情，从而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提高我国基层群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基层政府公信力强不仅有利于推进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良好的地方政府公信力能够促进整个社会信用水平的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水平深刻影响着当地社会广大民众、社会组织的信用行为和社会风气，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课题研究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键纽带，是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要素，它使社会交往变得更加顺畅，使社会交易更加顺利可靠，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同样，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也是政府更好运行的重要保证。

　　政府信任危机早已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它已经存在于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上百年。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府信任关系每况愈下，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频发“政府信任危机”。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关系，是当前西方学术界在政府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它反映了民众对于政府施政的满意程度，折射出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反映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随着民主政治的日益完善，政府信任问题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越来越注重民主的真实性，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日益完善，工作效率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得到人民的认可。然而，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政府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百姓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远远不如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目前，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新农村建设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税费改革之后 又具有了新的涵义，近年来，发生在农村的各种集体性事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和纠纷都不同程度的与农民对政的信任分不开，也与政府对农民的信任分不开。作为政府一个层级的基层政府主要包括区县、乡镇政府以及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它们数量众多，位于政府体系的终端，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加强对我国基层政府信任即普通民众对于基层政府的信任的分析研究，有利于从政府信任的角度探讨和解决基层政府治理的相关问题。因此，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基层政府出现的信任危机的原因及对策，希望尽快解决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状态。

    二、国外研究

　　国外一些学者早已对出现的政府信任问题开始了研究。西方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强调，执政者不得假借公职，营取私利。政府必须依靠平等和沟通来取信于民，执政的官员必须与普通的群众之间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决不能凌辱一般群众的财物，执政官员一定要遵守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必须靠权力的监督、靠防止贪污腐败来取信于民。

　　西方学者卢曼把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信任，他认为信任有助于简化复杂性。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个人关系之上的，对自己人有着很强的信任，对外人却极不信任。罗伯特·布鲁斯·萧指出了在商业机构中建立起信任的氛围，他揭示了如何在逆境的情况下建立信任的方法。祖克尔把信任划分为基于交往的信任、基于行动者具有的社会文化特性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三个方面。

另外，罗素·哈丁认为我们普通群众从根本上来说，根本不可能信任政府。他指出首先是由于社会太复杂，我们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很有限；其次是我们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非常少，很少有直接沟通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做到足够的相信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归纳预期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信任关系。

    三、国内研究

    我国有许多学者对政府信任有所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政府信任。

　　1.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政府信任。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康之、孟庆存、娄成武、张旭霞等。张康之教授认为，信任使一个群体成为整体，信任使人的一切需要合作的行动及时地得到响应，而真正的信任又根源于道德，是人的持续的道德行为把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转化为信任关系。孟庆存认为，在政府与公信任关系的构建中，应考虑四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了解；政府本身的运作和表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转型时期的政府角色。娄成武教授认为，通过行政伦理的创新，可以使政府信任建立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使政府信任的基础更加牢固，使信任主体即社会公众更加增强对信任客体即政府的认同。张旭霞认为，信任关系本质上是人心所向的问题，实际上体现了公众对自身利益和前途命运的关注，是对自身利益代表的信任，改善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是现代政府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2.从公务员素质角度研究。这些学者主要有江山、王艳春等。江山提出了要通过提高公务员素质来加强诚信政府建设。他认为公务员素质的保障是诚信政府建立的重要途径，指出了素质低劣、信任低下的人进入政府机关是政府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提出要通过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来解决政府信任危机。王艳春提出了要从加强公务人员的道德修养强化政府主体意识，树立公众守信表率的角度来解决政府信任问题。认为政府要通过加强行政诚信教育，强化诚信意识，使政府的公务员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提高公务员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破除特权和人治思想来解决政府诚信缺失问题。

　　3.张成福、张超等人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使用信任这一概念。张超认为政府信任是一种特殊制度的信任，要健全制度，对失信行为进行制裁。张成福认为信任是一个规矩、诚实、合作的行为所组成的社区中所产生的一种期待。他们从公共服务、官员的道德、腐败、公民的参与、绩效和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强调了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的措施。

　　4.国内有许多学者从信访制度这个角度来研究政府信任，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于建嵘、胡荣、康晓光和李连江等。他们主张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制度的功能和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把信访集中于人大，来确保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总结出要扩大信访机构的权力，使其具有调查、督办以及弹劾和提议罢免的权力。胡荣通过定量研究证明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偏低，而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解决政府信任流失的根本不仅在于信访制度本身，还在于一方面要建立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要健全制度保障农民的利益，这是增强政府信任的有效渠道。

　　5.有些学者从政府干部和民众之间的信任来研究政府信任。主要代表人物有杨善华、张千帆、赵瑞政和叶芳等。杨善华通过对基层政府干部与群众信任环境和信任特点的研究认为基层政府干部与群众信任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一是相关基层制度不健全，二是个别官员重视政绩而不信任群众。所以要加强制度建构和发展农村经济。张千帆认为只有农民真正获得民主自治的宪法权利之后，他们才能“信任”中央政府，同时才能相信地方政府的政策将反映和尊重他们的利益。赵瑞政研究了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对农村干部和群众信任关系格局的影响。

　　6.在政府信任的表现中，作为典型代表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被许多学者研究过，其中主要有邱国良、刘伟、刘孝云。邱国良认为熟人社会的信任在解决乡村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熟人社会的信任对于解决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则显示其功能性的不足。刘伟认为，一方面，村民总体上对群体性活动尤其是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活动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村民对各类精英的期待与精英现实之间存在落差，村民对现有精英的信任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期待不同类型的自生性精英。    

四、研究不足

目前，国内外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可谓相当的多，而且成果丰硕，也使得政府信任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解决。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是从较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普遍性政府的信任危机，而较少从比较微观的、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基层政府的角度来研究。同时，对信任规则和信任制度建设重视不够，虽有论述，但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欠缺，。所以造成许多研究过于空洞，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另外，很多研究都是建立借鉴西方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缺乏扬弃的过程。

课题研究主要内容、实施方案及创新点: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单介绍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目前形势。通过搜集一些反映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的具体事件，群体事件和公民上访现象频频发生等反映了目前的基层政府信任形势堪忧。

　　第二部分探究基层政府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原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政府内部原因具体有基层政府人员素质较低、基层政府人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基层政府政策多变和执行力不强、基层政府的行为不当基层政府各项制度、机制不健全五个方面的原因；其次，公众方面的原因是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思维定势，缺乏客观公正性、公民民主意识增强，对政府的要求更高和社会公众缺乏足够多的利益表达渠道；再次，媒体传播的原因：部分媒体的歪曲事实报导和媒体报导的偏向性；最后，社会环境的原因：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社会信任水平整体下降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凸显。

　　第三部分探寻缓解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对策。根据四个方面的原因，相应提出四个方面的解决措施。分别是：第一，政府层面。包括加快建立新型政府的步伐、提高基层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合理定位基层政府的角色、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和扩宽沟通渠道，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第二，公众方面。具体包括：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基层政府，了解和体谅基层政府和加强学习，提高自身政治素养，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第三，媒体传播方面。媒体需加强学习，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规范媒体秩序和加强对媒体的监督管理。第四，社会环境方面。包括培育社会诚实守信文化，提高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第四部分是结语，概括总结了要解决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需要政府、公众、媒体和社会的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实施方案：www.eeeLW.COM

本文主要通过现今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存在的现状，分析其产生的基层政府内部原因、公众方面的原因、媒体传播的原因和社会环境的原因，并具体提出政府、公民、媒体和社会各方面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以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重新建立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促进我国基层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

为此，本文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探讨我国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1.文献研究法。在本论文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笔者广泛阅读、研究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尤其是借鉴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看法，为研究提供充实的论证基础。找出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存在的信任危机的多方面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2.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美国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的分析，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比较，指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水平较低。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使我国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相对于美国较低，民众各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由此产生了一定的政府信任危机。

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本文通过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相关理论观点，与本国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究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解决措施。

创新点：

笔者在研究我国基层政府存在的信任危机的可能原因时，考虑到了政府、公众、媒体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尽可能将原因的各方面包括在内。并且，在研究政府内部的原因时，将其划分为政府人员的思想意识、行为、能力、各项制度机制等多个层次来分析。从横向和纵向多角度考虑，并为此一一提出相应的措施，希望更多可能地适合我国基层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尽快解决这一危机，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