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电视直播方面的文献较多，而研究策略传播方面的文献较少。在研究电视直播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中，个别的新闻与电视专著也有涉及。新闻现场直播出现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国记者在伦敦进行了现场的广播直播，口述看到的战场情况。我国的电视制作在开播之初就因为录像技术与录像设备的欠缺而采用了直播形式。我国的电视新闻现场直播，与电视的开播同时起步。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播，1958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首次转播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游行。受国际上电视媒体发展的冲击，我国的电视新闻直播通过90年代中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直播锻炼走上了繁荣的道路。

朱羽君、殷乐在《寰球同此凉热：新闻现场直播》一文中，对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节目形式与组织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们认为，“新闻现场直播节目是电视新闻节目最具生命活力的一种形态”，电视新闻直播的数量和质量，是“电视节目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电视台追求的目标”。高世明在其主编的《实用电视新闻》一书中阐述“超前直播”，即摄像机安排在可能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而新闻是否发生则在其后。邹哲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报道》中，对我国电视直播报道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重大时政和体育赛事实况转播阶段（1958~1997年），重大事件直播报道形态的形成阶段（1997~2003年），重大事件直播报道形态的发展阶段（2003年以后）。中央电视台1997年香港回归的电视直播，以及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等案例，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能力与新闻理念踏上新台阶的标志。何炜、杨静辉在《内地电视新闻直播节目的崛起与发展》一文中，则以南京等地几家电视媒体的新闻竞争为例，描述了新闻直播的理念与应用已经从中央级大台发展到了地方，在激烈的媒介竞争压力下，各家电视机构都在不遗余力地挖掘新闻直播的形式与内容。这说明了我国的电视新闻直播在度过了成长期之后，开始走向青春期。

当电视人为电视直播这种强大的传播武器产生巨大辉煌而欢呼的时候，这个武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杀伤力而波及社会。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国内部副主任汤砺锋在《菲律宾人质事件昭示策略传播的博弈》一文中，通过菲律宾人质事件的负面影响，提出电视直播与策略传播的存在着博弈问题。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红、王权的《“真相传播”与“策略传播”博弈》的文章，则剖析“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三鹿集团领导在事态中利用媒体，采取不正当传播策略，掩盖事实而导致事态更加严重 。以上两篇文章仅仅提到“策略传播”这四个字，对策略传播的含义，特性均未涉及。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甚少，几乎找不到可以参考的研究文章。

当前，电视直播蜂拥而上，电视直播本身也存在 “为直播而直播”、“原生态直播”、形式单一、“假直播”等诟病，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如何做好电视直播，如何处理电视直播与策略传播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大问题。这个课题也正是本文要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