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14年《新闻调查》全年的15期“三农”报道按报道题材划分，可分为七种类别，即“征地拆迁”、“村政问题”、“社会保障”、“环境污染”、 “社会问题”、“自然灾害”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社会问题”是指青少年犯罪或村民吸毒、赌博等问题。各题材的报道量及所占比例见表3。

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与发布，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媒介的议程与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 陈力丹：《议程设置理论简说》.《当代传播》.1999（03）]。《新闻调查》作为主流媒体，其在表3所列“三农”报道题材中体现出的媒体议程会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在社会上形成影响更深的公众议程，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对农民群体利益的关注程度。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新闻调查》议程设置涵盖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社会保障、村务管理、环境污染、子女教育等农民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征地拆迁”是报道村领导在乡村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钉子户”进行暴力强拆引发的问题和思考；“村政问题”是介绍部分乡村基层涉农组织的村务管理或村民的自我管理；3期“社会保障”分别是探讨教育、低保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环境污染”则是对农村秸秆焚烧的讨论；“社会问题”中《岐途少年》是报道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因缺乏父母关爱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象。

但是，上述题材“三农”报道中，一些报道随在议程设置上切中了农民关注的焦点，但在报道切入点上并没有满足农民的需求。例如，《草坡乡搬迁记》一期节目虽是在反映村政问题，但报道的是汶川草坡乡村民因为当地自然灾害频发需要整体搬迁的故事，报道时着重反映当地的县委书记青理东对村民的关怀和耐心，但并没有涉及农民最为关心的村民选举、村务公开、农村集体利益分配一类的村政问题。《水面上的争执》则主要反映湖南省两个相邻的县对黄石水库管理权的争端，同样没有涉及到“村政问题”中农民最为关心的部分。《失地以后》虽然涉及农村土地征用，但它报道的是农民们失去土地并取得巨额补偿款后，在生活中失去方向的现象，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的，大多数农民关心的仅仅是土地征收的政策以及征收补偿款本身。

另外，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中还有“自然灾害”和“历史遗留问题”两种题材类型的报道。两种题材总计有3期报道，这个报道量在“三农”报道总量中也颇具重量了。但这两种题材并不属于农民关心的议题，“历史遗留问题”的报道更是与“三农”问题毫不相关。与现实生活中，农民更为关注的养老保险、农民工就业、基层干部贪污腐败、农村治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热点、焦点问题相对照，《新闻调查》有关“三农”的媒介镜像或营建的拟态现实，与农村社会现实或农民的切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或偏差。

3.报道基调

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新闻报道和负面新闻报道。负面报道即具有新闻价值的消极事实所释放出的信息[ 百度百科：“负面新闻”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g96TpXRvuTScPwBpC09pe8uOauA35XPxDG-OpFMdeCDZ-No6bsIYCvIIWJTuNqeJpnqADoV2ALdo-auESv3VK]。在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之外还有无明显倾向性的中性报道。

2014年《新闻报道》的报道基调呈现这样的特点：正面、负面、中性报道基本均衡分布。然而比较起来，还是正面报道最多，中性报道其次，负面报道最少。从表4中可以看出，负面报道共有4期，占总量的26.67%。这4期负面报道分别为《突如其来的拆迁》、《被起诉的强拆》、《垄上难题》、《岐途少年》。其中，《垄上难题》反映了农村秸秆焚烧对环境造成极坏的影响；《歧途少年》则是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杀人背后的深层原因。仅有《突如其来的拆迁》和《被起诉的强拆》两期节目涉及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和批判。

《突如其来的拆迁》节目讲述的是郑州龙湖镇小乔村村民张红伟半夜被拉出家门，再回家时家已经被强拆的事件，记者在采访时，从村民代表、村民小组组长、村委会主任、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到新郑市副市长一级一级向上采访，寻找这起暴力强拆事件的负责任，但是，直到最后记者也没有找到最初是谁下了强拆的命令，最终还是官职最小的村民代表承担了所有责任。并且，被强拆的村民张红伟最终也没能得到政府的合理补偿，而是在政府的压力下签了“自愿拆迁同意书”。可以说，这次对公权力的问责是失败的。另外，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一级一级的政府官员在征地拆迁这项工作上的压力非常大，表达出一种“官员压力过大是造成这起暴力拆迁的主要原因”的倾向性，使新闻报道对官员权力滥用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问责显得软弱无力。《被起诉的强拆》同样是暴力强拆事件，但这起事件中被强拆的村民房屋属于违章建筑，因此在对官员进行问责时相较于《突如其来的拆迁》更加温和。甚至报道从始至终，官员始终显得比被强拆的村民更委屈。可见，《新闻调查》即使在进行批评报道时，也尽量做到理性、温和或力求平衡，有所顾及，但难免有失舆论监督的深刻尖锐。

4.事件进程

新闻报道中的事件进程是指报道中所反映的事件及问题在记者的追踪报道结束时的解决进程，笔者将事件进程分为五类，分别为：(1)已结案或处理；(2)正在或将要查处与改进；(3)交代仍未处理；(4)没有交代是否处理；(5)不属处理性事件。2014年《新闻调查》全部15期“三农”报道在各时间进程的分布情况如下：

表5  2014全年“三农”报道事件进程分布图

报道量 占总量的百分比

已结案或已处理 4 26.67%

正在或将要查处与改进 3 20%

交待仍未处理 2 13.33%

没有交代是否处理 0 0

不属于处理性事件 6 40%

由上表可知，在2014年《新闻调查》的“三农”报道中，“不属于处理性事件”的报道量最多，占报道总量的40%。这类报道以反映社会正面典型为主，www.eeElw.com如《到诉求中心去》、《村里的36条》报道村务管理中取得的新成绩，《南海渔民》则是反映南海渔民坚韧不屈的精神。“已结案或已处理”的报道量居第二，占总报道量的26.67%。“正在或将要查处与改进”的事件和“交待仍未处理”的事件本应是新闻报道中主要反映的新闻事实，是新闻监督和考察的重点，然而在《新闻调查》2014年的“三农”报道中，这两类报道总计只有5期，占报道总量的33.33%。这样的报道分布情况说明《新闻调查》对“三农”问题的监督考察力度较弱，没有充分发挥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另外，《新闻调查》中“没有交待是否处理”的“三农”报道为0，所有报道均做到有始有终，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及精神。

5.评述形式

《新闻调查》是一种深度调查类新闻评论节目，节目性质本身决定它每期报道中都有许多不同群体对同一事件的评述，笔者将这些群体分为七类：（1）记者；（2）当事人农民；（3）现场普通群众；（4）基层涉农组织及负责人，包括村干部；（5）政府或司法工作人员；（6）专家学者；（7）盈利性机构及负责人。

由表6可以看出，在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中，当事农民对报道事件的自我评述人数最多，时长也最长。这体现了《新闻调查》在进行“三农”报道时比较充分地尊重了农民在“三农”报道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媒体资源中给了“农民”这个群体更多的话语空间。除农民之外，其余采访对象的采访时长从长到短依次为政府或司法工作人员、基层涉农组织及负责人、记者、专家学者、现场普通群众、盈利性机构及负责人。

但是，“农民”群体的话语空间最多并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话语空间。农民的整体评述时长最长是由其群体人数最多决定的，但是，农民作为个体时其媒介话语表达相当不足。当事农民的人均评述时长为1分13秒，而政府或司法工作人员、基层涉农组织及负责人的人均评述时长分别为1分52秒、1分45秒，专家学者的人均评述时长则达到了4分22秒。这四类人群是涉及“三农”问题时最重要的意见群体。显然，在这四类群体中，单个农民的话语表达空间最少。笔者在观看《新闻调查》时发现，在很多期“三农”报道中，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或基层涉农组织负责人往往贯穿节目的始终，如《草坡乡搬迁记》中，记者每采访几位农民后，往往会重新就农民们反映的情况询问当地的县委书记青理东的意见，这样的访谈方式在《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中比较常见。另外，在《大旱下的西刘庄》一期中，记者的采访路线一直是由当地的村支书带领，在对村民进行采访时，村支书随时可以补充自己的看法及意见。这样的报道形式，明显使得政府工作人员及基层涉农组织负责人更便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而农民的意见诉求表达则相对较弱。在和专家学者的对比中，农民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太小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专家学者的人均评述时长几乎是当事农民人均评述时长的四倍，专家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意见群体，而农民的媒介话语表达则被严重忽视。

剩下的三类人群中，记者的人均评述时长达到7分26秒，盈利性机构及负责人的人均评述时长为3分50秒，现场普通群众的人均评述时长为1分29秒。记者人均评述时长最长是由记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盈利性机构被纳入采访范围时往往作为新闻事件重要一方的当事人，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也往往只推出主要负责人代表整个机构受访，因此其人均评述时长略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场普通群众的人均评述时长高于当事农民的人均评述时长，即农民作为个体时其媒介话语表达权甚至低于现场普通群众，这样的话语空间分配是不合理的，它使农民在“三农”报道中完全不具备主体性。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不合理的话语空间分配，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经济条件较差以及政府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得农民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媒介素质水平过低，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在生存发展中有很多艰辛，但是他们不懂得表达出这些困难和艰辛。另外一方面，记者在采访中一旦难以接收到农民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就自然而然的把关注点更多的集中于那些善于表达意见和看法的群体，在面对不擅长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农民时，没有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没有深入挖掘他们的心里话。

如表7所示，新闻报道中的农民角色呈现形式分为四类。“模糊的农民角色”是指虽有农民的言语，但未指名道姓，只有“农民”、“村民”等笼统的称呼；“具体的农民角色”是指在介绍农民身份时注明其具体姓名，或其具体职业。由表7我们可知，《新闻调查》作为周播的电视节目，充分发挥了它的报道优势——在15期“三农”报道中，“无农民角色”呈现的报道为0，“仅有模糊农民角色”的报道也为0，所有报道都有具体可考的农民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节目本身的公信力，并且保证了农民的话语表达。同时，农民角色呈现是体现农民主体性、塑造农民形象较为重要的一环。

农民角色呈现和农民形象塑造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在观看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时发现，在农民角色呈现时，《新闻调查》为了体现基层干部的亲民、反映政府在农村建设中的工作业绩，往往使农民呈现出笨拙、愚昧、顽固的形象。在对政府或基层涉农组织及负责人的正面报道中，很多农民往往表现的不通情理、无理取闹，这种形象更显得他们只能接受政府或基层干部的领导和支配。如《到诉求中心去》中的杨管礼，违规使用村里的集体用地，村干部将他的土地收回集体平均分配后，他却连续多年到信访部门“找说法”，无论是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村干部劝说，他都坚持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而《草坡乡搬迁记》中，草坡乡整座村落的村民都安土重迁，宁愿面对生命危险也不搬离家乡，甚至对上门劝说的县委书记及乡干部发脾气，不可理喻、冥顽不灵，这样的农民形象在《垄上难题》、《被起诉的强拆》等报道中也时常出现。

另外，在2014年6月14日的《南海渔民》一期中，《新闻调查》通过对渔民陈则波的事迹及言语的报道，塑造出一个“坚韧”、“勇敢”的渔民形象，这是出于国家对南海主权强烈捍卫的需要，然而这对反映“三农”问题则没有多大的意义。